10.库页岛鲟

Acipenser mikadoi

国内分布；图们江流域

最后记录；20世纪80年代？

库页岛鲟是一种生活在北太平洋亚洲海岸的大型鲟鱼，体长最大可超过2m，分布于俄罗斯远东、日本北部以及朝鲜半岛东海岸等地。1892年由旅日的德国动物学家弗朗兹·希尔根多夫（Franz Martin Hilgendorf）依据来自北海道的标本命名，其种加词“ Mikado ”源于日语的“ミカド”，汉字写作“帝”或“御门”，为日本天皇的尊称，故库页岛鲟又名为帝鲟。

关于库页岛鲟在我国境内的分布仍存有争议，该种似乎常在小型河流入海口形成的海湾附近觅食。朝鲜鱼类学家韩溢洙1965年发表的〈图们江鱼类分布调查报告〉称，渔民有时可在江口附近捕到鲟鱼，不过并没有明确具体种类。直到1972年由金利泰编著的《朝鲜淡水鱼类志》一书，才首次确认库页岛鲟的分布范围涵盖图们江入海口一带。

2011年 科学家在维雅克图河上游捕获的成年雄性库页岛鲟，长约170㎝，重26㎏

萨哈林岛上的鲟鱼产卵场曾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2010年7月由土著猎人重新发现。由于气候恶劣，这一族群的产卵期要晚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群体，时期上也更加短暂。

尽管珲春市最南端的防川村距日本海最近仅有15公里，但却并不在河口涨潮影响范围（7-10公里）之内，因而很多生活在河口咸淡水区域的汽水鱼极少会进入我国境内。通过走访珲春当地居民和老农得知，50年代以前江中渔民仍能偶有捕获鲟鱼，之后便罕有听闻，另有指80年代曾在吉林境内采集过一尾标本，可见库页岛鲟在我国应属于一种记录不多的边缘分布物种。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江海洄游性鱼类，位于图们江以北不远处的苏昌河（Suchan）是库页岛鲟已知的仅有几处天然产卵场之一，至于历史上该种是否会进入图们江上游繁殖，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由于分布狭隘及过度捕捞等因素，早在20世纪40年代，野生库页岛鲟资源即已面临枯竭的危险，年产量只有0.6~0.7吨。虽然在1983年被列入苏联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严禁任何捕捞，但未能遏制住种群减少的趋势。90年代至今，已知的库页岛鲟产卵场只剩下锡霍特-阿林山脉东侧的图姆宁河（Tumnin）及萨哈林岛上的维雅克图河（Viyakhtu）两处，且每年的洄游规模仅有几十尾，种群已处于严重岌岌可危的境地。

▽ 拍摄于吉林的库页岛鲟标本，采集时间不详，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或许是该种在国内仅有的记录 @ 《中国淡水鱼类原色图集 3》

而在我国，近年来库页岛鲟尚未有任何实证报告，造成该种消失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与各种人类活动有关。除了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之外，90年代初的水质监测发现，由于每年接纳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图们江干流已成为吉林省水污染最严重的河段。周边地区的金矿开采，不仅导致尾矿污染，同时会破坏天然河床生境，严重影响鱼类生存和洄游。再加上库页岛鲟原本数量并不多，随着环境的巨大改变，目前该种在中国境内生存的可能性已极为渺茫。

11.赤颈鹤

Antigone antigone

国内分布；云南西部和西南部

最后记录；1986年

赤颈鹤是全球15种鹤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翼展达2.5米，站立时身高约1.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飞行鸟类。

成年赤颈鹤身体呈灰色，上颈部和头部为鲜艳的红色，头顶有着白冠，飞行时可以见到黑色的翼端。分布于印度北部、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常结2-5只小群活动，以长喙在浅水中寻觅各种鱼类及小型无脊椎动物。

印度 北方邦 稻田边缘繁殖的赤颈鹤

由于传统中被视为一种神圣的鸟类，印度农民很少伤害赤颈鹤，2018年夏季的全印野生动物普查共记录到15938羽赤颈鹤，约占全球种群的70%以上 @ 印度时报

有关赤颈鹤在中国分布的最早证据，来自苏格兰动物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Anderson）1868年和1875年从中缅交界处的高黎贡山采集的2件标本。值得一提的是，受雇于加尔各答自然博物馆的安德森，曾参与了两次由英印殖民地政府组织的滇西联合考察队（1868年和1875年）。这次探险是西方学界第一次对滇西南动物的系统采集和调查，约翰.安德森也成为首位在云南境内收集大量动植物标本的近代学者。

建国后，各项社会事业百废俱兴。50年代末由昆明动物研究所组织的第一次动物资源调查队，于1959年3月及1960年2月先后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境内采得2只雄性赤颈鹤标本，并首次确定该种会在我国境内繁殖，其在傣语中叫做“诺坑”。自此以后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针对地方群众的访问显示，耿马、云县、盈江、瑞丽等县市也有着赤颈鹤栖息，常见于晚稻收割后的农田或烂坝塘附近。

▽ 上图拍摄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 Bromfield 沼泽，曾经像这样在夕阳下归巢的鹤群几乎在滇南各个坝子随处可见，但如今只剩一些老人还留有模糊的回忆 @David Stowe

赤颈鹤历史上在中国境内数量众多，当英国滇西探险队于1868年3月初驻扎在海拔3300英尺大盈江畔的蚌西村时，曾遭遇大群赤颈鹤向缅甸境内的河谷飞去。根据安德森的描述，大约由60只个体组成的庞大鹤群呈“V”形越过山口，鸣声震彻长霄，时而改变队形，显得极为壮观。据他推算，至少有10群以上如此规模的赤颈鹤迁移时经过蚌西，意味着仅这一地所见到的赤颈鹤总数应不少于600只。

而这仅仅是过去赤颈鹤如此丰富的一种体现。据当地村民反映，直到60年代以前，赤颈鹤仍在勐仑、勐捧、勐遮等地偏远的沼泽地繁殖，数量众多。但随着村寨人口持续增加，体型庞大的赤颈鹤很容易成为主要的狩猎目标，再加上对坝塘滩地的农业开垦，导致其栖息生境遭到严重破坏，此后该种变得稀少，愈发罕见。1973年8月昆明动物研究所在高黎贡山考察期间，曾于贡山县海拔3250米的高山沼泽地带见到一具赤颈鹤尸骸，并收集了部分骨骼和两枚初级飞羽，也是该种在云南最后几笔确切记录之一。

巴基斯坦 纳加帕卡（Nagar Parkar）湿地的赤颈鹤

虽然在绝大多数分布国家都受到法律保护，但赤颈鹤仍受到捡拾鸟卵、流浪狗袭击、农民仇视等因素的威胁。再加上历史上曾遭到大量猎杀，目前中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野外的原生赤颈鹤种群均已灭绝，而巴基斯坦最后的赤颈鹤一度认为在1999年被猎人射杀，直到2012年重新发现一对

90年代有指在红河州藤条江流域靠近中越边境地区见到8只赤颈鹤，并打死其中1只，不过并没有得到证实，北越境内的赤颈鹤同样已消失多年。而在云南最后一次见到赤颈鹤是在1986年冬天，迪庆州中甸县藏民在高海拔的纳帕海湿地捕获一只雄性赤颈鹤幼鸟，并送至楚雄动物园饲养。这只雄鹤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最后一次确认发现赤颈鹤，怀疑由缅甸境内漂泊而来，后1999年死于昆明圆通山动物园。

12.熊氏鹿［存疑］

Rucervus schomburgki

国内分布；云南西南部（大盈江河谷 ）

最后记录；1868年（？）

熊氏鹿是一种身型优美的鹿类，以雄鹿极为壮观的鹿角而闻名，一对鹿角最多达33处角叉，仿佛是一顶巨大的王冠或烛台，被誉为“东南亚最美丽的动物”。已知该种生活在泰国中部的平原地区，尤其在曼谷附近的湄南河谷最为众多。许多文献称19世纪末熊氏鹿在泰国数量“极为丰富”，但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上发现的大量鹿角，并不能佐证野生种群的繁荣。

▽ 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熊氏鹿角，由于角型多岔优美，受到收藏家的欢迎，目前全世界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共有490只鹿角，但只有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1件完整的剥制标本 © Matthew L. Miller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19世纪末铁路网的建设，导致沿线狩猎等人类活动日益增多。再加上商业化大米种植的兴起，河谷平原大片洪泛湿地被开垦为稻田，严重破坏了熊氏鹿的栖息生境。据记载，1924年在曼谷市场上见到的熊氏鹿角已经十分稀少，野外已知最后的个体1932年在泰国西部被猎人射杀。

一般认为熊氏鹿是泰国的特有物种，不过有早期报告提及曼谷市场上交易的鹿角来源，许多是当时属于暹罗属国的老挝及掸邦地区。由于从未有西方学者或探险家在野外观察过该种，现有资料大多来自二手传闻，难以确定野生种群的习性及状况。据猎人报告称，野外最后观察到的几头个体常与坡鹿（Rucervus eldii）混群活动，考虑到雄鹿大而复杂的鹿角，不利于在茂密的森林中生活，相信其自然生境应是一类开阔的沼泽草原环境，与坡鹿习性类似。

有关熊氏鹿在中国存在的实物证据仅有一张鹿皮，由动物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Anderson）在1868年购自云南盈江当地市场［原文注为1878年，疑似笔误］，收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另外在1991年，联合国农学家 Laurent Chazée 在老挝北部的丰沙里省一处中药店中见到一对熊氏鹿角，来源不明。已知丰沙里省和云南接壤，平均海拔高于1000米，地理上属于云贵高原向南的���伸部分，与西双版纳州山水相连，亦是该物种最近一次可靠报道。

▽ 柏林动物园饲养的熊氏鹿，捕捉自沙拉武里府野外。1899年7月19日由暹罗运达德国，1911年9月7日因老迈而死亡，亦是原产地之外最后的个体。

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的盈江、耿马一带的河谷盆地，是我国少有具备热带洪泛平原生境的地方，其独特的气候及水文条件，成为许多濒危物种的家园。从环境上看，大盈江河谷及南汀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与芦苇湿地，似乎符合熊氏鹿对生境的要求，当地亦是稀有的豚鹿(Axis porcinus)在中国唯一的分布区域。

安德森在云南市场上见到的鹿皮，究竟是当地草滩最后的残存，还是通过贸易古道由泰国辗转贩卖而来？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熊氏鹿的分布范围一直延伸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河谷？而这一切的答案，随着全世界最后一头已知的圈养熊氏鹿于1938年在湄南河口的沙没沙空府(Samut Sakhon)一处佛寺被一名醉汉杀死，或许将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13.恒春盲蛇

Argyrophis koshunensis

国内分布；台湾南部？

最后记录；1916年

恒春盲蛇又称高雄盲蛇或恒春亚盲蛇，身长约25-30㎝，背部呈棕色，是台湾原产体型最大的一种盲蛇，原属于盲蛇科盲蛇属（Typhlops），后在2014年根据分子检验结果被重新归类为新的亚盲蛇属（Argyrophis）。

该种的模式产地位于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仅有的3件标本均来自于屏东县，且自日本爬行动物学家大岛正满于1916年发表命名以来再无记录。推测恒春盲蛇可能栖息在林地表面的腐殖层或地下穴居，故而不易发现。

多年来的野外调查从未见过该种，有台湾学者认为恒春盲蛇很可能系误定，或并不产于台湾。所以有关恒春盲蛇的更多信息，还有待继续研究

14.吐鲁番鱥

Phoxinus grumi

国内分布；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

最后记录；1966年

吐鲁番鱥是一种小型的鲤科鱼类，身长约5-12㎝，身形侧扁，体色褐暗，体侧发育有明显的暗色纵带，1907年由沙俄地理学家列夫·贝尔格（Lev Berg）发现命名。已知该种为吐鲁番盆地特有种，见于盆地边缘一些相对阴凉的河沟径流生境。

作为典型的内陆封闭型盆地，吐鲁番盆地被众多高山包围，远离海洋，自古以“火洲”之名著称，气候具有高温干旱和多风的特点。据统计，托克逊县的年平均降水量不足7㎜，而鄯善县年降水量也只有26㎜，但全境年蒸值却高达3400~5300㎜，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吐鲁番成为我国降水最少、最为干旱的地区之一。

据史书记载，吐鲁番盆地早在公元前即有垦植农业的存在，但由于生产力落后，至解放初期，整个地区的耕地总面积只有不足一千三百公顷，农业用水主要采用自然沟谷灌溉，地表水存在富裕，坎儿井只作为季节性补充水源。随着新中国成立，得益于各级人民政府秉持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为后续的经济恢复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吐鲁番地区，许多荒地被不合理的开发，由此造成农业用水量逐年增长，用水结构不合理，地下水超支严重。

▽ 罕见的吐鲁番鱥生态照，不过请注意，图中个体并非活体，而是标本摆拍 © 《中国淡水鱼类原色图集 3》

至2011年时，仅吐鲁番市的耕地面积已有约6万公顷，另有超过9.5万公顷的林地。大量缺水的新增土地，导致水资源利用已严重超过自然承载能力。再加上地表径流主要来自西部和北部山区的冰雪融水和山区降水，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加剧，仅存的河流也在不断萎缩中，水资源已面临枯竭的严峻危机。

已知吐鲁番鱥自1907年首次描述以来，到1964年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及新疆当地科研院校组织的北疆鱼类联合考察中才被再次记录，一方面是由于该种体型较小，常被忽略，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其生境的隐匿，常栖息于冲沟底部，阴凉而富含氧气的流动水体中，故不易发现。

1964年的调查在鄯善县的连木沁、吐鲁番市的大草沟、葡萄沟等共采到189尾标本，可见当时吐鲁番鱥的数量一度极为丰富。但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目前以上地点均已转化为重要的葡萄产地，天然植被破坏殆尽。随着吐鲁番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几乎所有地表径流都被各种形式的利用，以及水污染严重，推测野外已不再存在任何潜在的栖息生境，考虑到自1966年以来迄今没有采集到任何吐鲁番鱥标本，近年来的多次调查同样未能发现。相信这种我国特有的干旱区鱼类，如今极有可能已经灭绝。

15.黑兀鹫

Sarcogyps calvus

国内分布；云南中南部

最后记录；20世纪70年代？

黑兀鹫是一种大型的旧大陆猛禽，为黑兀鹫属下唯一一个物种，又称为亚洲王鹫。成鸟的头颈裸露，两侧各有一个下垂的巨大肉垂，为鲜艳的橘红色，全身体羽亮黑色，飞行时可见翼下明显的白色横带，野外识别并不困难。

▽ 2010年1月摄于印度拉贾斯坦邦沙漠国家公园

© Richard Stern

该种历史上曾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包括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一直延伸至马来半岛，常栖息和活动于海拔2500m以下开阔的低山丘陵、农田耕地及半沙漠地区，亦可见于茂密的森林地区，常单独或成对活动，偶尔也结小群觅食。

有关黑兀鹫在我国分布的科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1908年11月至1910年4月间在滇西腾越厅（今腾冲）收集标本的晚清海关外籍雇员阿尔伯特·皮雄（Albert Pichon）。据他描述，黑兀鹫在腾冲平原十分常见，但只在夏天出现，冬季时或因食物匮乏而迁离，常成群站歇在高树上，亚成鸟同成体并不混群。

五六十年代的考察中，我国学者相继于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和德宏等地州录得黑兀鹫的存在，最远于云南省中部的景东县董家山获得过标本，反映该种在中国的分布并不只限于偏远的边境地区，远至内陆也偶有发现。

▽ 柬埔寨北部，进食牲畜尸体的黑兀鹫群 © Martin Hale

解放初期的调查显示，黑兀鹫似乎并不罕见，常见单独个体在村镇附近的大树上停歇，50年代末的滇西南地区鸟兽资源调查队甚至在勐腊县城之外见到该种，并采集到一件标本。因专食腐肉，当地人称其为“黑臭雕”，尤其多见在屠宰场附近活动，伺机觅食废弃物。

不久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国供销合作体系的建立，一个上下互连、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很快形成，许多原本物资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也被纳入其中。遍布乡间的供销社不仅为附近村寨提供了购买饵药、鸟枪、套索等狩猎用具的平台，同时还解决了销售渠道的问题。再加上当时人民政府大力组织社会各行业展开生产运动，鼓励社员进山创汇，一时间造成狩猎强度空前严重。

虽然黑兀鹫并非传统的猎物目标，当地群众亦厌恶其食腐的习性而很少接触。但与其共生的大型食草动物却因此遭遇严重猎杀，种群数量锐减，导致野外尸体愈发罕见，继而影响兀鹫的食物来源。1961年后的调查很快发现，云南境内的黑兀鹫开始逐渐减少，并从许多地区消失。再加上当地村民和狩猎队为消灭虎豹等大型猛兽而投放的毒饵，也不经意间消灭众多食腐的秃鹫群，70-80年代的数次考察中即再没有发现该种。

▽ 50年代滇西南地区鸟兽资源调队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采集的黑兀鹫，现藏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考虑到黑兀鹫迄今已半个多世纪未有可靠记录，以及邻近的缅甸最近只在掸邦南部记录到极少数个体，其余地区的黑兀鹫种群业已消失多年，重新扩散至云南的可能性极抵，相信该种已在我国境内绝迹。

16.秭归桃花水母

Craspedacusta ziguinensis

国内分布；湖北秭归县长江沿岸几处水潭

最后记录；2003年？

桃花水母属是一类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温带地区的淡水水母，多生活在与河流隔绝的小水潭、小沟渠或人工水池中。全世界已记述的桃花水母共有11种，除了产于日本的伊势桃花水母（Craspedacusta iseanum）之外，其余种类均见于中国境内，并有9种为我国特有种。

不过，关于桃花水母属的分类依旧存在很大争议，有国外学者利用现代技术比较了世界各地桃花水母的COI及ITS基因序列，其结果认为仅有索氏桃花水母、中华桃花水母及伊势桃花水母等三种为有效物种，其余物种大多为索氏种的亚种或地理族，达不到构成独立物种的差异。然而该说法尚未得到国内外学界的一致认同，有关我国桃花水母的分类现状，仍需进行更加全面的系统性鉴别分类，以确定实际情况。

由于桃花水母生活史具有世代交替的特征，即水螅体和水母体的交替，出现时间一般较短。古人见到它们“桃花开时始见……花落后即无”，又状若浮在水面的桃花花瓣，因此得名“桃花鱼”。早在明朝万历年的《归州志》［今秭归、巴东、兴山］（公元1609年）就中关于“桃花鱼”记载，也是桃花水母属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尽管当地人很早便已熟知“桃花鱼”的存在，但直到1984年秭归桃花水母才被研究人员确认为一个新种。已知其仅分布于秭归县长江北岸的牛卧潭和鸭子潭，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均能见到大量半透明的桃花水母漂浮在水面上，并不见于邻近的其他水体。

据记载，每当桃花绽放，附近居民前往郊外踏青赏花，常以纱网舀取桃花水母，放置家中饲养观赏，一些个体可在鱼缸中生存两个多月以上。由于产量巨大，桃花水母一度作为秭归特产，成为当地群众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但由于三峡大坝于2003年6月蓄水，初期水位高达135米，将其全部产地淹没，自那以后再未有记录过这种美丽的淡水水母。

▽ 秭归群众在淹没前的鸭子潭舀取桃花水母

此前中科院水生所和秭归县环保局曾计划将部分秭归桃花水母移植到相邻的其他水体，包括秭归县的永乐水库、黄家淌水库、茅坪泗溪及武汉市一养殖场等，试图通过异地保护的形式抢救下这一珍稀物种。然而由于桃花水母对水质、水温、酸碱度等均有着严格要求，之后再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似乎并未成功。

就在三峡蓄水后的2004年，有指在秭归县的九畹溪和兴山县的大峡口河发现大批的桃花水母群，不过未确认属于自上游迁移而来的秭归桃花水母。这一物种究竟随着归州古城一起淹没在江水之下，还是静静的生活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必须指出的是，1961年发现于河南信阳浉河港的信阳桃花水母（C.xinyangensis），由于其原产地于1963年因南湾水库修建而淹没，之后的40多年间没有发现，曾一度认为可能灭绝，但2002年以后相继在无锡、苏州、焦作等地又重新采到。

尽管秭归桃花水母已知只生活在湖北省秭归县长江岸边的几处水潭，但可能存在更多潜在的分布地。考虑到桃花水母的水螅体会在恶劣环境下长期休眠，三峡蓄水后可能将休眠体带到库区各个角落，再加上其在外型上并无显著特征，肉眼难以区分判断。因此关于秭归桃花水母的境况，仍需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17.高鼻羚羊

Saiga tatarica

国内分布；新疆西北部（准噶尔盆地）

最后记录；20世纪60年代

高鼻羚羊又称赛加羚羊，生活在亚欧大陆中部面积广阔的草原荒漠，是高鼻羚羊属下唯一的物种，与远在南非的跳羚(Antidorcas marsupialis)等属于近亲。体长约100-140㎝，肩高60-80㎝，体型与家养山羊相当，外表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无论雌雄都拥有一个膨大而隆起的鼻部，有助于过滤灰尘及温暖空气，也正是该种得名的原因。

19世纪时，高鼻羚羊广泛的分布于从基辅周边的乌克兰平原到蒙古西部的草原戈壁，末次冰期前甚至曾跨越海峡扩散至不列颠岛和北美洲西北部。但随着过度狩猎和农业扩张，导致近代以来高鼻羚羊种群锐减。至20世纪以后，只在里海沿岸平原、中亚荒漠和蒙古国西北部的几处不连贯地区尚能见到大群游荡的高鼻羚羊。

1958年北京动物园从苏联中央动物处引���的高鼻羚羊

由于高鼻羚羊性格害羞怕人，容易紧张，并不适合在动物园嘈杂的环境下饲养，因此即便付出很大努力，到1997年时，所有西方动物园饲养的高鼻羚羊均已死亡。至2017年，全球只有中国（1处）、乌克兰（1处）、哈萨克斯坦（2处）和俄罗斯（4处）等4个国家的8家机构拥有高鼻羚羊圈养种群，并且仅有阿拉木图动物园对外开放展出。

历史上高鼻羚羊在中国境内似乎并不罕见，分布在甘肃北部、准噶尔盆地边缘、北塔山和巴音布鲁克山西麓的平原等地，此外还见于天山西南部的伊犁河谷。据牧民回忆，过去生活在新疆的高鼻羚羊种群一部分会定期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迁移，相信我国的高鼻羚羊应同属于中亚地区的指名亚种（S. tatarica tatarica），而非分布在蒙古国西北部的蒙古亚种（S. tatarica mongolica）。

雄性赛加羚羊的长角自古以来便被视为一味名贵的中药材，称之为“羚羊角”，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被认为具有平肝熄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价格昂贵。然而却使得该种由于羚羊角的广泛需求而遭受严重猎杀，据称20世纪30年代，仅新疆一地的羚羊角年交易量就高达5万对，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苏联境内，但也凸显出高鼻羚羊所面对的如此严峻的狩猎压力。

乌鲁木齐海关近年来查获的一批濒危赛加羚羊角制品，时至今日，即便国内种群已经消耗殆尽，由迷信与贪婪导致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仍在不遗余力的扼杀着中亚，乃至东欧的野生高鼻羚羊

至50年代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动乱，大量枪支及车辆流入民间，以此引发的狩猎活动更加猖獗，导致新疆境内的高鼻羚羊种群几乎丧失殆尽，只剩中哈、中蒙边境附近还能见到少量个体。而之后的垦荒运动，将北疆大片天然草原改造为牧场或耕地，严重破坏了高鼻羚羊的栖息生境。再加上边界围栏的修建，不仅阻碍了高鼻羚羊的季节性迁移通道，还影响了哈萨克斯坦种群向国内重新扩散的可能。

1961-62年组织的大规模狩猎生产中，只在准噶尔盆地内捕获到一只雄性高鼻羚羊，或许是我国境内最后一笔确切的记录。另有指60年代在中苏边境的阿拉山口地区见到该种，并两次拾捡到羚羊角，亦有人称曾在中蒙边境的卡拉麦里沙漠深处发现过高鼻羚羊尸骸，同样未得到证实。已知70年代以后的数次大规模科学考察活动中均未再发现过高鼻羚羊的踪迹，相信目前野生种群在中国已基本绝迹。

为了让高鼻羚羊能够回归自然，重建野生种群。在国家林业局的领导下，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从1988年到1991年间，向后从德国东柏林动物园和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分4批引进16只人工繁育的高鼻羚羊，但到达后只有11只存活，成为目前人工种群的基础。新疆沙漠研究所在1991年与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动物所合作，从野外产仔场捕获25只高鼻羚羊幼崽并运回国内，但由于各种意外，最后仅剩2头幸存的雌体空运回阜康荒漠生态站饲养，先后在半年内死去。

▽ 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饲养的高鼻羚羊群 拍摄者：刘逸夫

为了改善圈养血统，1997年我国又从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野外引进20头幼崽，进入我国境内时仅存活5只，最终只有1只雌羚平安运抵武威，并与繁育中心原种群合群，也是中国迄今最后一次向外界获取种源，此后由于口蹄疫及其他因素，引入计划不得不搁置多年。

历经30多年的艰苦努力后，至2017年甘肃濒危物种繁育中心现有的赛加羚羊数量已达170只以上，渡过种群发展的瓶颈期，已成为仅次于乌克兰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保护区之外的全球第二大高鼻羚羊圈养种群。

然而繁荣背后的危机依旧不容忽视，由于武威种群的主体血缘来自欧美动物园繁育多代的后裔，且奠基者群体仅有12只。随着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近亲繁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下降和种群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新生个体大多体质弱小，疾病多发，抗病能力弱，暂时难以适应野外环境。目前看来，要让高鼻羚羊从圈养回到野外，还要走过一个漫长的道路。

18.昆明鲇

Silurus mento

国内分布；云南滇池

最后记录；20世纪70年代

昆明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鲶鱼，仅分布于云南省中部的滇池，身形侧扁，全长约20-30㎝，眼小而吻部圆钝，上颌须较短，尾鳍截形，体色为青灰色，下腹乳白，两侧布有云状斑纹，曾是原产地一种常见的经济鱼类。

作为一个典型的高原断陷湖，滇池水域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属西南地区第一大湖。由于长期地理上的隔绝，其生态系统具有简单而特有种比例极高的特征，历年来的多次野外调查发现，滇池流域共记载有土著鱼类29种，其中10种为滇池特有鱼类，另有6种为云贵高原特有种。特有种比例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育方面具有极大价值。

昆明鲇模式标本 由英国自然学家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于1904年收集自滇池 现藏于大英博物院

但同时，随着长期断绝同其他水体间的联系，滇池鱼类在组成上表现出明显的简单性，种类匮乏，竞争压力小。已知全部特有鱼种中仅有昆明鲇一种为凶猛性肉食鱼类，几乎处于滇池食物链的顶端。

据记载，昆明鲇栖息于湖岸浅水多水草生境，昼伏夜出，为伏击型而非追逐性鱼类，尤其在晨昏时最为活跃，食物以小型鱼类为主。

该种原本在滇池内极为常见，因其肉质细嫩而作为珍贵的食用鱼，地方名为“土鲶”。50年代以后由于滇池周边人口急剧增多，滇池渔政管理部门从1957年起每年投放大量鱼苗，用以补充滇池天然渔业资源。尽管这些外来鱼苗以草鱼、鲢鱼、团头鲂等植食性鱼类为主，并不会对食物链顶端的昆明鲇造成威胁，甚至成为该种新的摄食对象。但随着其数量增多，滇池原有的水草产量难以维持，许多土著沉水性植物迅速减少或消失，导致湖体自净能力下降，水污染及富营养化日益严重，对生态结构造成了严重影响。

建国后采集的昆明鲇标本 现藏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已知昆明鲇白天通常隐匿在靠近湖岸的水草茂密处休憩，夜晚活跃觅食，很少进入湖心深水区。随着水生植物分布面积和密度大规模减少和萎缩，不仅损害了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还使得体型较大的昆明鲇直接暴露在裸露的浅水砺石带，增加了被水鸟及渔民捕捉的风险。

再加上盲目围垦造成产卵场的破坏，使得对环境抗逆性较差的昆明鲇很快变得稀少，并在同外来鱼类竞争时落于下风，无力控制野杂鱼的扩张。

已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昆明鲇一直没有发现，考虑到滇池水污染愈发严重，以及近年来的多次调查均未能记录到该种，相信它很有可能已经从湖体中灭绝，但仍需进一步的调查以确认。